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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港商谢幕:属于他们的黄金年代
发布时间:2019-04-11    文章来源:本站    点击量:271


最近,香港地产圈发生了几件事:李兆基宣布不久后要卸任担任将近半个世纪的恒基兆业主席职务,接着,李嘉诚又因屈臣氏的事被扯上头条。

 

其实,从历史眼光看来,这些如今在国内外CBD、酒店、住宅等地产领域叱咤风云的大佬们,大多从上个世纪初出生,大多经历一个完整的世纪,也大多也亲眼目睹了国家最分裂的历史。

 

大多更是都有相似的人生境遇。

 

相似的时代背景,相似的打工经历,甚至连心酸起来,都是相似的。


01 

亲人离世、家庭漂泊、艰难求学:1900-1940


40年代香港


1923年出生的霍英东曾说,“人生就像大戏,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,戏完了,我们就把外衣脱下。人生是短暂的,我们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。

 

当过“乞丐”,也当过“皇帝”,不过最让霍英东难忘的,应该还是当乞丐的时候。

 

从记事起,就与家人住在舢舨上,祖辈都是“能吃一天算一天”的船户。

 

他出生的那个年代,香港流行一阵炒市面,所谓炒市面,即到市场炒金炒银炒货币。20年代末,仅广州就有华资银行16家、银号477家。大炒即银行银号金铺,小炒即无店无号的散户。



霍英东

 

李兆基的父亲,就在二十年代开设了金铺和永生银号,经营黄金、汇兑等业务。

 

李兆基学习能力特别快,据说其在12岁左右,就学会了看金、化金等技术,15岁就逐渐接管父亲的店铺。

 

当时的炒市面,犹如今日炒股,“一夜暴富、一朝破产”司空见惯。

 

在众多炒客中,一位叫周至元的人,眼光犀利,懂得见好就收。

 

也正是因为炒市面,他与广州的金铺交往频繁,由此也熟悉金铺的经营,逐渐萌生经营金铺的想法。

 

后来,他在澳门开了一家金铺,叫“周大福”。

 

在周至元以后,冯景禧、李兆基等大佬也相继参与过炒市面,积累第一桶金,也都成为他们后来创业的原始资本。

 

尽管从3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,港澳出现的金铺有几万家之多,不过,由于时局动荡、人口变迁,真正能成气候的金铺,寥寥无几。

 

同时,背负行囊、扶老带幼、拖家带口,匆忙赶往另一个不熟悉的城市,很多人疾病缠身,毫无安定感,是那个时代下家庭的常态。

 

在日军进犯潮汕地区的时候,刚到潮州还没安稳下来的李云经,因不愿为日本人工作,被迫又要带着十岁左右的李嘉诚及其他家人,向后沟弟弟那里转移,同行的老母亲还生着重病,不堪长期跋涉,老人最终还是去世。

 

迫于日军逼近,李云经只好和弟弟草草把母亲安葬。

 

同样,在潦倒年代,霍英东一家在船上的生活也更加艰难。

 

7岁那年,霍英东就在一场风暴中失去了两个哥哥,不久又失去了久病的父亲。

 

水上人家的妇女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。霍英东母亲不想让3个孩子重蹈两个兄长的覆辙,于是她决定结束水上生活,弃船登陆,搬进了贫民窟。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住着几十个人,本就不大的空间还要有几张3层高的铁架床。

 

霍英东曾回忆说:“幼年时代我家境很不好,一家人住湾仔石水渠街,在那又破又旧的地方,有些睡三层碌架床,有些睡帆布床,有些晚上才开一块床板。这样的环境,肺痨威胁着每一个人。同楼之中,姓梁的一家死于肺病,这是我至今难忘的事情。”

 

即使时代纷乱,每个人的生活还要继续,但凡有口气,就要想着接下来的希望。

 

曾是广州一个绸缎庄伙计的郑敬诒,则把儿子郑裕彤送上当地的小学,小伙计出身的郑敬诒,就期望儿子走求学之路,将来干一番大事业。

 

如今看来,郑父的心愿不仅达成,还大大超乎想象。不过,当时的现实却未必理想,郑裕彤在求学时,并未显示出特别的过人之处。

 

与霍英东们出身判若云泥,何鸿燊可谓是富家子弟,他的父亲,当过东华三院主席、二十四行商会主席和华商会所主席。

 

所以何鸿燊在皇仁书院读书时,最初学习成绩并不突出,他自己反思,“有钱子弟读书总是差点,我念的是第三级D班,即是成绩最差的一班。”


何鸿燊

 

1936年,13岁的霍英东也考进了皇仁书院。

 

这期间,霍母无论吃多少苦,每月都会拿出5元的学杂费供霍英东继续学业,每天还要给霍英东一点零花钱,用于搭电车或吃午饭。

 

但何鸿燊的好运也没有维持太久,两个舅舅的投资失败,无法还债而自杀,从此,家庭一路走上下坡路。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带着两个大儿子,抛下娇妻和何鸿燊姐弟,逃到暹罗(泰国)一走了之。

 

父亲走后,家里值钱的物品几乎全都用来还了债,何鸿燊与母亲在香港甚至一度连住的地方也没有。

 

巨大变故发生以后,何鸿燊也一改纨绔公子做派,以优异成绩入读皇仁书院,后来更是考进香港大学,在学校混的风生水起,不仅成绩优越,加上长得帅气,还成为很多同龄女生眼里的暗恋对象。

 

由于出身不同,有人可以轻松得到读书机会,有人则抓住一切机遇只为念书,当然,也有人没机会读书。

 

在中山出生的郭得胜,所受的教育就不多,只在乡间读了几年书,之后就跟父亲学习经营杂货生意,专营批发。

 

即使没读过书,那几年,郭得胜跟着商人父亲,从低层做起,耳濡目染,也学了不少经商技巧和人生知识。


02 

中止学业、战乱动荡、推销盛行、第一桶金:1940-1950


50年代香港


到了1940年代初,香港被日军占领,读书从奢侈变成了不可能。霍英东、何鸿燊、郑裕彤们,都被迫中止学业。

 

早在1938年10月,日军就向广州进犯,10月攻陷广州。数月之内,广州有百万市民逃出城区,有的逃回老家,有的则去了香港澳门。

 

不到10天功夫,逃往澳门避难的人口猛增5万以上,当时的香港《星岛日报》驻澳门记者称:“其热闹情形,大非往昔可比。”

 

何鸿燊也逃到了澳门,在有权势的堂祖父何东的帮助下,谋了份差事——防空警报监督室的电话生。

 

这是一家中、日、葡联营公司,主要业务是“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、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,以此来换取大米、布匹以及其他东西,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”。

 

而在皇仁书院快读到毕业的霍英东,也因皇仁书院停学而被迫进入社会打工,因为打工的地方离家太远,基本需要通勤两三个小时,本来一天打工的钱就不多,为了节省薪水,霍英东还要自己骑车去。

 

他前后当过铁匠、铆工,做过汽车修理、经营过杂货摊。

 

在一次机场当搬运工的经历,一个失误使他失去了一根手指。后来在一家糖厂打工时,操作时又发生了一次爆炸,毛手毛脚的他,又被厂方辞退。

 

日军来犯时,郭得胜一家离开石岐,也前往澳门,凭多年来经营生意的经验,在澳门开设了“信发百货商行”。

 

而刚刚成年的冯景禧,离开故乡广州,孤身来到香港,在九龙土瓜湾的船坞当学徒,一天的工资只有可怜的1角3分钱,晚上还要到工人夜校做兼职。

 

战火来袭的时候,郑裕彤刚好小学毕业,为此,父亲郑敬诒特意去了一趟澳门,在征得挚友周至元的同意后,决定将儿子送到周大福金铺做学徒。

 

1940年,郑敬诒带儿子投奔其未来岳父,不过郑敬诒并没告诉儿子“指腹为婚”一事,担心儿子以“郎婿”自居,不求上进。

 

同年,李嘉诚跟随父亲逃离粵东潮州老家,投靠香港的舅父,即香港钟表大王庄静庵。

 

1941年,日军侵占香港,英军抵抗了八天,便乖乖投降。

 

霍英东在社会干苦工多年,母亲与朋友合伙集资开了一家店铺,霍英东终于摆脱苦工生涯,也找到一份相对”安全“的工作。

 

当年的杂货店,每天早晨6点营业,晚上10点关门,霍英东早早来到店铺,有时需要面对一二十名顾客。这就更要求他眼观四路、耳听八方,“头脑像计算机一样又快又准地转动。”

 

霍英东不仅在来往交易中,默默记熟了斤钱两口诀,能够迅速算好钱帐,有条不紊应对顾客,平日也经常偷偷跑到别的店家观摩。

 

李嘉诚一开始在香港找的工作,便是在一个茶堂当跑堂,在此之前,李嘉诚找过好几份工作,统统被拒。

 

千辛万苦找到的工作,十四岁的李嘉诚在茶馆就分外努力,茶居的工作时间很长,早上天还未亮就要起床,晚上夜市完了才回家,一天做十多个小时,也没有多少假期可言。那时,李嘉诚每天第一个到茶楼,因为手表比别人调快了10分钟。

 

李嘉诚在跑堂时,碰到不少生意人,善于观察的他,还对这些茶客的信息一一分析,什么身份、什么喜好,都是他平时思考的内容,也成了他日后与人推销的关键力量。

 

打工两年,有了一定积蓄的李嘉诚,回到舅舅的钟表铺,仅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。一年后,李嘉诚又到了一个五金厂当推销员。

 

郑裕彤则在岳父的金铺里,从打杂干起,丝毫不敢懈怠。他对做珠宝生意极有兴致,很快就掌握了坐店营销的要领。

 

后来,郑裕彤在每次上班前,还形成了“看铺”的习惯,即偷偷观察其他同行金铺的门面陈列、营销策略等,其中就包括周生生,两家关系也很好,经常在一起切磋生意。

 

据说后来郑裕彤,知道指腹为婚的事,还是从周生生的人那里听来的。


李嘉诚

 

李嘉诚、郑裕彤都是生性腼腆、比较内向,但在推销时,都显示出了过人的才能:

 

郑裕彤在码头拉客时,表达时的笨嘴笨舌,反而给人留下诚实可靠的印象,客人更容易信赖。久而久之,也学会了观察客人,凭直觉就知道哪类船客需要将金银兑换成“散纸”,十有八九能够”逮“住客人回周大福。

 

李嘉诚凭借茶馆训练的观察分析能力,一眼就能看出客户是什么类型,后来李嘉诚总结成功原因,一是勤快,二是创新。

 

很多大佬都是从跑堂、说话、称秤、算账开始,培养起对金钱和数字的敏感性。

 

霍英东曾说,“因为如果不能面面俱到,买主就会离我而去。”

 

相比身世更加坎坷,社会经历更加艰难的霍英东们,叶德利、李兆基等人则更为顺利一些。

 

四十年代,叶德利重返香江,找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国民收银机公司当推销员。

 

叶德利骄傲地回忆,“我当时见的老板是英国人希尼斯,他问我有何才干?要多少薪酬?

 

能讲英、法、德、荷兰、马来语等6种中国方言的叶德利,当时就有底气的称,薪酬希望最好能像老板那样多。”结果,翌日真的接获通知可以随时上班。”

 

叶德利由于通晓多种语言,加上长袖善舞,交上了很多朋友,他来自东南亚的背景,不久跳槽出任仰光分公司经理。叶氏在新公司不久就立了大功,取得香港5%的食米配额,很快被提升为香港及东南亚区的总经理。

 

香港沦陷时,何鸿燊来到联昌公司,最初的工作就是给大名鼎鼎的佩德罗·罗保当秘书。何鸿燊从罗保那里学到不少有用的商业知识。

 

当时的何鸿燊记忆力超群,对数字极其敏感,可以熟记2000多个电话号,上级每有问询,他均能对答如流,在做成几笔大生意之后,何鸿燊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,并从年终分红中,获得人生第一个百万港币。

 

摸透生意诀窍后,何鸿燊用分红所得创办了澳门水火公司,是一家煤油生产厂,由于是澳门仅有的煤油生产商,水火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采用煤油发电的澳门电灯公司唯一供应商,这项生意让何鸿燊也赚到丰厚稳定的利润。

 

后来回到香港,何鸿燊与人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,建造商铺和住宅楼宇。

 

1945年二战结束后,英国重新统治香港,那时的香港已是千疮百孔。

 

一位香港富豪曾回忆,“当时,庆祝凯旋的礼炮轰鸣,而陆上却是断壁残垣,满目疮痍。”

 

哪边有危机,哪边就有机遇。战后,一切重建的任务,由政府指派,最后还是要落到商人的手上。

 

二战结束后,王德辉的父亲带着家人从上海来到香港,那时的华懋公司,还主要经营塑胶生意。

 

1946年,郑裕彤则受岳父委派,到香港开设分行,店址选在皇后大道中,风头逐渐盖过澳门总行,后来执掌大权的郑裕彤,瞄准了钻石业务,更是创造了“世人提到钻石就会想到周大福”的神话。

 

郭得胜一家也从澳门返回香港。在上环开设“鸿兴合记”,经营杂货和工业原料。后来,郭得胜的生意有了起色,进一步发展成立“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”,业务也延伸到东南亚各地。日后创立的新鸿基,“鸿”字也是来源于此。

 

李兆基则揣着一千元钱,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打工,加上在香港兄长的帮助,李兆基通过买卖黄金、贩卖五金、进出口贸易等,赚足了第一桶金。

 

1950年,李嘉诚则辞去销售员工作,自己当起老板,创办了塑胶厂,起名为“长江”。

 

霍英东则在朝鲜战争期间,靠着向大陆运输战略物资而获利颇丰,不过也因此受港府、美资等排挤,后来更是与邓小平有几次见面,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提到,“我父亲与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有很深的交往”,其中就有霍英东。

 

霍英东的母亲更是抓住时机,用7000元港币自置了一艘小货轮,重出大海开展驳运生意。

 

从此,霍家的生活条件不断变好,继而走向安稳,不仅安稳,后来进击地产的的霍英东,更是走向“暴富”。


03

相涌地产、风格保守、大幅揽地:1951-1970


70年代香港


1951年,香港才只有两百万人左右,拥有“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”。但政局不稳,大多数人并没有房产行业将要大火的预感。

 

早在做黄金生意时,李兆基就觉得,动荡的政局,无论什么货币,都是靠不住的,唯有实物才是保值的最佳办法。

 

不仅李兆基这么觉得。

 

1952年,有远见的郑裕彤,就说服岳父,在跑马地购下4万平英尺土地,建成了蓝塘别墅,可谓是其投身地产的雏形。

 

后来,在有了一定积蓄以后,霍英东也投身房地产。

 

1954年,霍英东斥资130万港币,又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港币,在铜锣湾买下一栋大厦,创办立信建筑置业公司,并首创“分层出售、分期付款”的楼花概念。

 

1958年,李兆基与好友冯景禧、郭得胜合伙成立永业公司,从事房产物业的投资建筑,经过7年的积累,后来又成立了新鸿基,分别取自三人的名字或公司。

 

同年,李嘉诚决心投身房产,在北角购地建了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,靠收租物业赚钱,尽量不向银行贷款。

 

在香港地产业一度达到高潮时,郑裕彤反倒更加冷静,并未花大手笔购置土地。只是建一栋、卖一栋,稳扎稳打,绝不会“搏光”。

 

事实证明,越少向银行贷款的房地产公司,背负风险也越小,也能更少避免在后来的银行危机被波及。

 

1960年代初,王德辉自立门户,与龚如心夫妇二人联手创办“华懋置业”。

 

一开始经营西药、化工原料发展,后来公司规模扩大,华懋也将主要业务转向地产,从买地、建房到销售、租赁一家独揽,公司也是投资风格保守,尽量不向银行借贷。

 

王德辉夫妇二人的节俭日后更是出了名。


郑裕彤

 

到了1970年,郑裕彤终于瞄准时机,与汇丰银行董事长何善衡、郭得胜等人,创立新世界。公司上市后集资1.6亿港元,成为当年的“华资地产五虎将”之一。

 

在郑裕彤创立新世界的两年后,李兆基离开新鸿基后,又创立了永泰建业。风格同样保守的他,也不喜欢参加高价竞拍的土地拍卖,永泰建业更喜欢以低价收购旧楼,然后拆卸重建。后来,李兆基又创立恒基兆业,1988年永泰与恒基合并,组成如今的”恒基兆业“。

 

1967年香港房地产动乱,大量业主低价抛售,在这个机会下,霍英东、李嘉诚、李兆基们更是纷纷大量购置房地产,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土地储备。

 

后来有人对此评论:

 

如果没有当时香港突发的银行危机,现在的地产巨头,根本不会是当时还在地产界毫无名气的李嘉诚、郑裕彤、李兆基等人了。


04 

后起之秀:1970-1990


90年代的香港


晚于李嘉诚年代出生的赵世曾、刘銮雄,都算是富二代,父亲基本也都是香港有名的行业大王。

 

在大佬们都有了一定积蓄,纷纷跻身房产的1951年,可谓为后起之秀的刘銮雄出生,同是潮汕出身的他,还与李嘉诚惺惺相惜。

 

在加拿大念完书后,回到香港,从底层干起,有了积蓄后,没有接手家族生意,而是自己创立了生产吊扇的爱美高。

 

在一次高价抛售爱美高又低价回收的经历中,刘銮雄初尝股市的甜头,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

刘銮雄擅长股市,通常,他喜欢专门狙击那些控股权不稳的公司从中渔利。据说其参与的公司,都会股价大涨。

 

尤其是对大企业——华人置业,打了非常漂亮的一仗。

 

华人置业,由两大世家冯平山和李冠春于1922年创立,1968年在香港上市,当时,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很少,价格低迷。

 

两大家族的后人各持股约1/3,都想收购对方股份,独自控制华人置业,正在对峙之时,刘銮雄扮演起“渔翁”的角色。他提高收购价,宣布介入收购战。

 

重利出击之下,李氏家族的人最先崩溃,把所有股权卖给爱美高,而冯家的一个持股人也把股票卖给爱美高。

 

结果,刘签雄手上拥有华人置业超过4成的股份,拥有了控制权。


刘銮雄

 

这一战,完全奠定了刘銮雄在香港商场上的大鳄地位。

 

80年代,他狙击能达集团,轻松赚了650万元。然后再成功收购持有大量中华煤气股份的华人置业,迫使大股东李兆基斥资10亿元,刘銮雄顺势把手中的煤气股全部抛掉,又赚了数亿元。

 

那时候,刘銮雄在香港股市的狙击是出了名的。上市公司只要与他的名字沾上边,股价往往急升,引得大批股民疯狂购买。

 

在英国读了建筑专业的赵世曾,后来成立了建筑设计事务所,也用与众不同的办法抢地产生意:把设计费作为订金用来买客户的房子,也因此获得大量地产。

 

赵世曾在地产上的第一笔横财,来自上世纪60年代未买下红磡一处地皮,转手卖给新鸿基的交易。“一笔赚得70万净利。50年前的70万很好用,相当于现在好几亿。”

 

而到了1974年,赵世曾拉来李兆基、郭得胜、以及恒生银行创始人何善衡、何添等人,拿地、拿钱入伙华光地产,然后一翻捣腾把华光地产也上了市。

 

有媒体曾称:

 

超人的长江实业、大刘的华人置业、四叔的恒基兆业、郭主席的新鸿基、鲨胆彤的新世界发展,聚齐五颗龙珠,可得香港经济半壁江山。

 

这些富二代们还有一些相同点,比如跟香港影视圈总要扯上点关系,香车美女、泳池派对...倒是也满足了普通人对豪门的想象。



05

结语



《香港简史》曾有一段描述:

 

“这块弹丸之地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存竞争,许多从四面八方到此谋生的人,很快便会被这里的环境同化,成为‘香港人’。

 

“香港人”是真有经商头脑。

 

那时的潮汕人,更有句人人皆知的原则:30岁以后一定要自己创业,如果过了而立之年还在为别人打工,是被人瞧不起的。

 

所以他们在打工的时候,就时刻做着日后创业的打算。

 

连素有“波霸”之称的女星叶子楣,曾出演过周星驰电影《情圣》,也知道利用名气,开了一家甜品店,名字就叫“波霸”。

 

话说名字起得好,客人真不少。

 

香港的富豪,多集中在金融、地产、商贸和运输,甚至有人说,香港的传统经济产业过于强大,过于创新和变革的互联网行业,反而很难在这里生存。

 

霍英东日后发迹,还经常带子女参观自己曾经住过的贫民窟,不忘教导子女自己的当年经历,莫忘初心。

 

李嘉诚后来回忆,“最大的心愿是一天能睡上七个小时”,想必是说出了那个年代众多大佬的心声。

 

时代已去,在有名的“康波论”里,这些大佬除了个人勤勉,也无非赶上了种种风口。即使经历再难以复制,从这些人的故事里,总是可以依稀,窥见每一个现代人的影子。

 

参考资料:

[1]《走进霍英东》,马群丁,唯豫著,南方日报出版社,2009年

[2]《李嘉诚 利润来自大趋势》,李慧泉著,文出版社,2016年

[3]《潮汕商人胜过犹太商人》,嘉诚编著,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1年

[4]《他们怎样赤手空拳成霸业》,金友著,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2年

[5]《地产大亨创富揭秘》陈昌照,杨泽编著,人民出版社,2005年

[6]《鲨胆大亨 郑裕彤传》,祝春婷著,广州出版社,1996年

[7]《豪门兴衰 香港商业百年》,杜博奇著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年


本文为首席商业评论(ID:CHReview)原创文章,已授权转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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